远去的邻居

　　20世纪50年代中的一个春日，我家从农村搬到城市，住在父亲所在机关宿舍的一个胡同里一个大院中。
　　
　　记得那时，每家都用一座烧煤泥的火炉取暖做饭。天一暖和，大伙就都把火炉搬到了大门洞过廊，靠着东南墙丁字型摆开，算是共用厨房。你瞧：谁家做什么饭，炒什么菜，看得一清二楚；相互尝尝，不用客气，大方自然……炒西红柿要先用热水烫了剥去皮儿，炒豆角时用手掰而不用刀切，黄瓜、茄子等常常带皮儿生着吃……
　　
　　夏天吃饭最热闹：家家门前先摆上一张小饭桌和几个小板凳，边吃边聊，取笑逗乐。这家说：“饭好吃！”那家说：“菜真香！”其实基本都是粗粮，因为配购的少量细粮白面，还要等着过年过节吃呢！饭吃完，你不用检查，盘子、碗、锅干干净净，大人小孩都用掰碎了的饼子块，将菜汤菜渣擦得精光精光地吃掉……
　　
　　吃饭是大事，挖野菜是好事。记得那次，我和二姐跟着同院姐姐阿姨到市郊挖马齿苋，来回步行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大伙儿互相帮着，一家一捆提着抱着说着闹着回到家里......有一家沉不住气，当天晚饭就用开水焯了凉拌吃，一滴香油满院飘香……
　　
　　在我的印象中，六家相居，毗邻和睦；从来没有发生争吵、矛盾的事儿；一切都感到很平等，平常，平淡；没有新旧居民的区别，没有装腔作势的架子，更没有钱多钱少的攀比。春夏秋季晴朗天气，男人上班、孩子上学去了，妇女们独占了院子，有的打毛衣，有的择菜准备午饭……互相看管孩子的，帮助代买蔬菜的，代收信件的……一切自然而然。院内有一台压水机，有时赶巧了，几家打水扎了堆，一准相互谦让急用的……
　　
　　那时候，孩子们接触比较多的有三家。
　　
　　赵家，北京人。赵姨常穿一件天蓝色的上衣，眼大肤白发黑，为人热情；母亲出院当天，她就来看望，几次说：“咱们是街坊，有事您说话……”她家距离压水机最近，二姐去打水，赵姨见了会说：“嗨！少先大队长！”她家两个孩子，霞姐，高我两届；辉弟，低我两届；平时上学、放学一起走，暑假里霞姐带着她弟和我去参加少先队组织的活动……
　　
　　我家隔壁蔡叔夫妻俩没有生过小孩，蔡姨外甥女从小跟他们长大，我们叫她叶紫姐。我家搬来第三年，叶紫姐结婚，对象是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这下院儿里可热闹啦！由几家主妇去看望，吃点儿花生糖果，嗑点儿瓜子，还送去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些祝福的话，算是集体送礼了……
　　
　　檀叔的小儿子整天就喜欢研究安装当时的矿石收音机。我也跟着他买来漆包线、矿石和耳机等让他帮助安装......你可千万别笑出声，那时是用一根针在内装的矿石上不断调拨找台，好不容易调出了声音，可又遇有干扰声，还得耐心地调拨，调拨……
　　
　　这个院里，最有资格的是大人们叫他主席的北屋宋伯，对人很和气，没有架子。到了星期天，有什么重要事儿，他有每家一人到院里开会的习惯。记得那年市报登出：有人利用封建迷信搞喝“神水”活动。他就开会反复讲解，让大家千万别上当！印象最深的是宋伯对二儿子和煤泥、做煤糕时的要求。他讲煤面、黄土和水的比例，又要求用铁锹划出的壕沟要横平竖直......有个叔叔小声对他说：“孩子干活，差不多就行了。”他的回答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孩子，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小的时候，你要求他做到什么样子，他就能做成什么样子；大了，就来不及了！”
　　
　　这个院里，最数杨姨辛苦逗乐。杨姨年龄大了，耳朵多少有点儿聋，可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帮着看管小孩、代人收取信件、招呼外来客人……她爱说，会说，一口本地话，话糙理不糙。可有的时候，因为耳背，或者不理解政府政策，也难免弄出点儿笑话来。一次，傍晚时分，院子里几个人在谈论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她从屋里走出来听见了立马插话：“什么，《潘杨讼》？那可是佘太君带领杨家将打败了潘洪这个老贼！”说着，还跺了两脚......逗得在场的都笑了。她的小女儿赶紧扶着她走回屋里。还有一次，院里有人议论：谁谁谁调级了……不知什么时候，杨姨来了，插进了这么一句话：“俺老头子（指杨叔）干了几十年才弄个十几级，看俺大小子上班没两年就是二十多级……”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了，她还瞪着双眼一本正经地说着：“你们别笑，是真的！不信，问俺老头子去！……”
　　
　　不错，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每天会传出欢声笑语，飘上晴空……让人感到，不是亲情，胜似亲情；没有约定，那就是缘分了。
　　
　　可是后来，有的退休回老家了，有的跟孩子生活搬走了。再后来，我成了家，也离开了那“低头可见，抬头也见”的大院，离开了相处多年的邻居，住进了由“水泥壁、钢筋林”构建的一栋楼、一堵墙、一扇门里，使一次见面、一句问候、一个微笑，竟成为一种奢望……
　　
　　记得那一天，当我从因拆迁夷为平地的那个大院处回来的时候，湿润的双眼前浮现出来的全是分携如昨的情景……
　　
　　啊！我远去的大院邻居，你们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