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动现代性中重读布洛维——《生产的政治》书评

  我们要怎样看待马克思的理论？是要把它意识形态化，还是要把它埋葬掉？从布洛维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答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它自身的生命力，但我们要对它进行发展和重建，而他自己就一直在做这项伟大的工作。劳动过程并不仅仅是把原材料转换成产品的操作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过程，而生产的场所本身也是一个政治场所。政治在多个场域中存在，而生产场域中的支配关系也是国家运作的必要条件。
  在美国社会出现了驱逐工人阶级的现象，工人阶级高度原子化、脆弱无力、没有行动的力量，很多人有着“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想象，但实际中的工人阶级让人感到失望，尤其是那些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成为解放者和救世主的人，所以他们转而拥抱各种新社会运动。而布洛维主张要把工人带回来，因为如果我们从历史和比较的维度来分析，那么工人阶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微不足道，他们仍然可以对历史产生影响，而生产过程决定性地影响着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布雷夫曼的大作《劳动与垄断资本》是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反映了美国的特殊性：资本对劳工不受限制的统治和支配。这种特殊性与资本主义在不同社会的发展时期以及工人和公会斗争的情况有关。比如在英国，强大的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被锻造出来，这样的斗争为强大的工会运动奠定了基础。美国资本主义的巩固出现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中间阶段，经济斗争非常激烈，但是政治权利很少成为抗议的主题，所以在美国并没有锻造出强大的工人阶级，以至于资本对劳工的支配是不受限的，这就可以解释布雷夫曼在书里展现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工人阶级。于是书中布洛维用大量的篇幅批评布雷夫曼没有看到存在于不同的国家的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考察那些维持或破坏工作组织的力量。在其他的国家，我们有可能看到的不是去技能化的软弱的工人阶级，而是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工人阶级。通过对布雷夫曼的批评，布洛维展示了自己的观点——工作场所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场域，也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场域。看到有这么多的篇幅是布雷夫曼被各种角度地怼，我也意识到了学术研究理论发展的推进是一个理论体系去反驳另一个理论体系的  过程：学术知识的生产依靠不断地去反驳之前的理论框架，以此去推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很多关于劳动过程的既有研究拒绝对社会主义的内涵展开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征反过来就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这种傲慢不该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布洛维认为应当考察“人间的社会主义”，看到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否则对资本主义的评价也是不完整的。本书中的社会主义便是将生产政治和国家政治融合起来，这种融合既可以是自下而上的集体自我管理，也可以是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供给时间不规律，生产的序列就可以被重置，这都需要对工作进行持续的重组，对机器也要进行重置。在这样的生产条件之下，生产的去技能化困难，因为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生产需求做出快速反应，所以熟练的有经验的工人会被赋予较多的权力。1968年匈牙利引入新经济机制，各部委在投资分配和产品决策方面仍有很大话语权，计划议价仍在继续，短缺经济的显著特征仍然存在。那么在工厂里是什么情况呢？匈牙利社会学家哈拉兹蒂在红星拖拉机厂工作时，工作内容和布洛维很相似，但是工作量却是后者的两倍。这样的经验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国家社会主义之下劳动强度比资本主义更低的常识相悖。红星拖拉机厂的基本工资只是表面的形式，工人的实际收入取决于生产的产品数量，操作工必须通过增加速度以及采取危险的“抄近道”的方式，才能生产百分之百的产品，获得小时工资。计件制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工人分为核心和边缘两支，有经验的工人会将自己的技巧保密，让自己成为核心工人，拥有更多权力，而不懂技巧的工人便处于边缘地位，这就形成了工厂内部对核心工人的官僚协商和对边缘工人的官僚专权。
  布洛维强调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了新的命题来置换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规律的命题。在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蕴含着资本主义崩溃的规律，上层建筑积极组成政党，是主体性和集体行动的领域，但生产领域不仅包括纯粹的经济组织，而且也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维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再有客观的发展规律，不同的生产机制会导致不同的斗争，从而导致不同的积累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就被挑战了。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较量，这种较量导致了生产方式的演替，但一旦纳入了生产政治的思想，历史的发展就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律了。但是规律的缺失不意味着没有历史发展的模式，只不过模式自身是有历史偶然性的，模式在历史的进程中被不断的重构，历史总是不断生成的，而不是既定的。
  在研究方法方面，我同样受益匪浅。本书中充斥着大量的比较：几个公司之间的比较、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比较、社会主义不同部门企业之间的比较、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的比较等等。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与此同时，布洛维修正和完善了拓展个案法，研究者不应该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是要参与到研究的世界中。布洛维通过做工的方式参与到工厂中，把工资制度、赶工游戏、集体协商等零散的场景汇集成一个在时空中演变的工厂政体，又考察塑造这种政体的外部力量（市场、国家干预等），最后落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支配和斗争等理论的重构上。现在我们很多人做质性研究，经常只是讲一些故事，然后把经验素材装到既有的理论里面，落入一个浅薄的地步。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认识拓展个案法，尤其需要注意的环节是从微观过程到宏观力量的分析，进而拓展理论。
  布洛维把工人的主体性带回来了，在《制造同意》中也体现出“只有关注工人的体验，才能理解工作场所的赶工”。工人积极参与了对自己的剥削，这听起来非常悲哀，这种讽刺感也让我联想起了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的孩子通过主动的反学校行动也参与了自身作为底层的再生产。虽然听起来悲哀，但这也并不是毫无意义，其中也蕴涵着解放的可能。即使我们看到的是自我剥削的主体性，也并不意味着这种主体性没有意义。在《生产的政治》中，我们看到劳工的主体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虽然这本书的内容对于我来说太过于艰深，但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触动。在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好的研究。布洛维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相，不停地进行追问，探求条件、边界和可能性，与此同时，他带着强烈的价值关怀。他的研究过程，结合整个人传奇的生命历程，我都可以看到他强烈的对工人的关怀：工人的愿望和难处是什么？如何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发展性？这样的关怀支撑着他的学术之路，让研究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随着数字劳动、平台劳动的兴起，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海外设厂，工厂政体的概念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中国的社会情境为理论的重构提供了很多契机，中国的经济转型、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推动了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工厂的运作模式，也对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数字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和远程工作者，虽然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工厂环境，但他们的劳动关系和权力结构也同样需要重新考量，但似乎我们还没有能力对布洛维的理论进行好的回应。布洛维没能进入中国的工厂做工和研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他的理论在面对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背景时，显得有些局限。那未来能否将中国的情况补充到它的理论体系里面，进而重构和发展，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