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读《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

  作为20世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政治思想家，普殊同在这本《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期批判理论进行了彻底的重新阐释，并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式与劳动结构进行了深刻批判。翻开这本巨著，不禁感慨其内容的深邃与丰富。
  普殊同认为，马克思理论并非是一种普适的理论，而是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批判性理论。马克思的理论绝不将劳动视为社会建构的原理以及所有社会中的财富源泉，相反它认为，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特质，在于其基本社会关系是为劳动所建构的，这使它最终与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具有了根本的不同。马克思的分析中的劳动，不同于人们一般地、历史地设想的劳动——一种有目的导向的、中介着人与自然的社会活动，创造特定的产品来满足既定的人类需求——而仅仅意指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的特有角色。
  普殊同对两种不同的批判性分析模式进行了界定：一种是从劳动的角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前者基于一种对劳动的超历史的理解，假定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张力:一边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市场和私有财产)，一边是由劳动所建构的社会领域。由此，劳动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成了进行批判的出发点。依据第二种批判模式，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具有历史特殊性，并建构了这一社会的本质结构。由此，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对象。将劳动作为批判的出发点还是作为批判的对象，是这两种批判性分析模式的主要差异。普殊同认为，这两种批判方式共享着第一种，也就是其称为“传统的”批判方式的前提。
  换言之，借由劳动、财富与时间等资本主义特定形式的范畴，马克思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以及克服它的可能性。但是，马克思将价值视为一种特定生产方式的特定历史范畴，也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构建价值的劳动，不能被等同于那种超历史地存在着的劳动。这种作为特定历史形式的劳动，应该随着资本主义被取缔而消失。
普殊同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导出了一种对剥削与资产阶级分配方式(市场、私有财产)的批判，这种批判并非是从劳动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相反，它基于一种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
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统治的形式，在根本上不是由私有财产，也不是由剩余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权所导致的；相反，它建立在财富的价值形式本身上，建立在与活劳动（工人）相对立的社会财富形式上，财富的价值形式是一种结构上异己的、统治性的权力。资本主义劳动建构了统治着人们的抽象社会结构，这一过程引发了生产力和人类知识在历史上的迅猛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它割裂了社会劳动，也就是说，它将特定的个人变得狭隘化、空洞化。换言之，通过侵占个人时间使其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资本主义虽然使得人类的权力与知识极大增加，但却采取了一种压迫人类的异化形式，并将摧毁自然。
  由此，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标志是，人类事实上无法控制他们的生产活动或他们的产品，反而最终会被这些活动的结果所支配。私有财产不是异化劳动的社会原因，而是其结果，因此，克服资本主义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废除私有财产，而必须克服这种劳动。
  资本本身是处在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社会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尽管资本主义趋向于发展出强大的生产力，其潜力逐渐淘汰了以直接劳动耗费为基础的生产组织，但是，它不能允许这一潜力的完全实现。唯一能够造就资本的财富形式，是建立在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之上的。因此，价值尽管越来越无法充当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的尺度，它也不会简单地被一种新的财富形式所取代。资本主义确实为它的否定提供了可能性，但它不会自动地发展成其他东西。直接人类劳动时间的耗费依旧是资本主义所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尽管它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渐脱离历史的要求，这导致了一种内在的张力。
  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应当被理解为这样一种不断发展的矛盾：矛盾一方是资本主义中人们从事的那种劳动；另一方是当价值被废除，当资本主义所发展出来的生产潜能被反过来用于将人们从异化结构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之后，人们可能从事的那种劳动。
  工业生产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以竞争与危机为特征的、持续的资本积累进程导致了以市场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分配方式逐渐不能适应发达的工业生产。不过，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不仅使得旧的社会生产关系落伍于时代，同时也使得一套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成为可能。它为中央计划以及废除私有财产准备了技术的、社会的、组织的前提条件，譬如生产方式的集中与汇聚，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以及一个工业无产阶级的建立与汇集。这些发展造就了废除剥削与阶级统治，创造一个新的、公正的、合理的分配方式的历史可能性。
对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理论的再阐释为批判生产、工作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本质提供了基础；因为在它看来，它们是由社会而非技术所建构的。因而，它将资本主义批判的焦点转向了劳动领域，并由此，这里所述的阐释导出了一种对工业生产过程的批判——乃至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决定因素的重新理解，并将重估在克服资本主义历史过程中，人们曾经赋予无产阶级的那个政治与社会角色。
  资本主义被作为一系列作用于生产过程的外在因素：私有权与市场经济中资本增殖的外在制约。与此相关，资本主义中的社会统治主要被理解为阶级统治，而它同样外在于生产过程。这一分析意味着工业生产一旦历史地建立起来，便独立于资本主义，并与之没有本质上的联系。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当它被理解为工业生产和私有财产及市场之间的一种结构性张力时，便成为了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由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被视为分配方式(私有财产、市场)的转变，而非生产方式的转变。与此相对，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发展被作为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与另一种可能的社会分配机制之间的中介，一旦得以发展，建立在无产阶级劳动之上的工业生产方式便被认为走向了历史终结。
这一对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阐释显然对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工业生产表达了肯定的态度，它造就了废除资本主义，建构社会主义之基础的条件。社会主义被视为一种新的政治治理与经济控制的方式，而其对象正是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工业生产方式；其社会分配方式被认为不仅更为公正，而且更适于工业生产。这一适用性由此被认为是一个公正的社会的核心历史条件。这一社会批判在根本上是一种对分配方式的历史批判。
  作为一种生产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未给出一种生产批判。恰恰相反：生产方式成了批判的出发点，以及判断分配方式的历史适用性的准则。这种资本主义批判内含了另一种社会主义概念：在这一社会中，劳动免除了资本主义关系的障碍，直接地结构社会生活，由其所创造的财富也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在传统框架中，劳动的历史“实现”——它的充分的历史发展以及它浮现为社会生活与财富的基础——是普遍的社会解放的根本条件。
  而无产阶级，即与工业生产具有本质联系的劳动阶级，将在社会主义中作为普遍阶级而得到承认。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被视为一种阶级对立：一面是拥有并控制着生产的资产阶级，一面是以他们的劳动创造着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的）财富，且必须出卖劳动力来生存的无产阶级。这一阶级对立，因其奠基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而具有一个历史的维度：尽管资产阶级是现存秩序的统治阶级，但工人阶级却根植于工业生产，并因此根植于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历史基础上。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同时被视为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以及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中，工人生产的一般社会财富无法使所有社会成员获益，却被资产阶级为其特殊目的所占有。在从劳动出发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基于普遍性的立场，统治性社会关系（私有财产）被批判为是特殊性的：劳动所建构的普遍的、真正社会的东西，被特殊的资本主义关系所阻碍而难以充分实现。由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所导出的解放观，是一种整体性的解放观。